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English
雾转多云 17℃~25℃ 风向:西南风转南风微风级
路径导航: 首页 >>党群园地 >>读书感悟

缅怀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医院

发表日期:2015-08-24 来源:离退休办公室 作者:金 星 本页责编:高璐,原驰
人阅读

在全面抗战的1939年11月7日,在延安城北门外的李家坬村的山峁峁上修建了一座窑洞式的分科制医院,这就是最初的延安中央医院。医院建造在从山顶到山脚错落排列着的九层土窑洞里,气势十分雄伟。可是,医院建在荒山上,一切的物品都要从各处运往山上,医疗工作和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然而,最大的困难是由于国民党对延安的全面封锁,不但生活用品及其匮乏,各种医疗设备和治疗药品更是奇缺,艰苦的条件给医疗卫生工作带来更多的艰难困苦。

一、医疗药品极其匮乏

建院初期,延安医院的医护人员们自己动手,利用美孚汽油桶,制做病人卧床使用的便盆;到延安城里的新市场街找铁匠打制护理用的镊子、盘子,甚至做扁桃腺手术用的小勺也是请铁匠打制后边试用边修改的。用汽油桶解决清洁自来水洗手问题。当时除了个别的主任有手表,医院只有一个从新市场买来的旧马蹄表,每过1小时敲钟向大家报时间。护士工作需要用表计时间来数脉搏、呼吸,聪明的刘允中大夫用试管、安瓿儿制作沙漏计时器代替钟表用于临床。注射器清洗后煮沸消毒;反复用过无数次的针头,要在磨石上磨尖后再用,直到把针头磨短一节;手术缝合针、手术刀也需要磨快后再用;手术剪、止血钳坏了,都要自己修。在最困难的时期里,延安没有卫生纸,产科病人使用旧布做成的垫子代替卫生纸,用过后不能丢掉,要用草木灰水浸泡后洗干净,消毒后再用,直到用烂为止。外科的绷带、纱布,婴儿换下来的脐带布、尿布都要清洗、消毒后再用。但是,从来没有因此发生过感染。

当年中央医院医疗物资十分匮乏,药品大部分来自八路军制药厂。曾经在延安中央医院护训班学习的骆行,自己编写了一本药物手册,那是用红药水(220)勾兑的“红墨水”,书写在大红封面的《新生日记》里,70多年了,现在才发现它不褪色。在这本自制的“药物手册”里用英文、拉丁文记满了当时中央医院所用药物名称。因为当年所有药物都没有中文名称,所以,药物都是按英文字母打头分类,一共371种药,还包括福尔马林、漂白粉(次氯酸钠)、来苏、升汞这样的消毒剂,连猪油、滑石粉、淀粉、白凡士林这样的赋形剂也在其中。药品中解热退烧药只有Aspirin(阿司匹林)、Phenacetin(非那西丁)和 Omnadin(握姆那丁注射液)。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药品,像颠茄片、胃蛋白酶、大黄散。止咳平喘药只有甘草流浸膏、吐根祛痰片、麻黄素片。还有38个药是自己研制的中药,像白色补丸、万能油、行军丹、红色油膏、壮尔神等。曾经在中央医院门诊部和中央医院药房工作过的王瑞发记得有一句顺口溜:阿司匹林、脱四散,又治咳嗽又治喘。可惜他已90岁高龄,说不清“脱四散”是个什么药了,我猜想那可能是自己配制的中药散剂。

抗菌药物极其短缺,根本不分类,名列有Penicillin(盘尼西林),实际就是特批的一支两支,救命的盘尼西林也只有1万、3万、5万单位。磺胺类药物有Streptocide,就是Prontosil,称为百浪多息,是早期合成的一种磺胺嘧啶(Sulfadiazine  SD),还有一种叫“撒尔非丁”的磺胺药,就是Sulfidine,磺胺吡啶,服用后病人经常出现血尿。口服的磺胺药也需要特批,盘尼西林更是奇缺,一般医生都从来没有使用过。在延安没有输液的设备,所谓“输血”,是用大注射器从献血人胳膊上抽了鲜血直接推注到病人的静脉里。“输液”是用大注射器把生理盐水注射到皮下或腹腔内慢慢吸收。经常抽少量鲜血作皮下注射的方法来增加身体免疫力,战胜疾病。

这本自制的药物手册让我真正了解了当时中央医院的药物水平,真是药材奇缺。

二、三分治疗,七分护理

在延安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医治疾病,护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才因地制宜地提出“三分治疗,七分护理”的治疗原则。什么是“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呢?按那些当年在中央医院工作过的老护士说:“就是通过护理让疾病慢慢康复起来。许多疾病不是用药物治愈的,而是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护理而痊愈的。”

因此,能否建立一支专业化的护士队伍,提高护理水平,关系到医院医疗卫生工作的成败。

李富春同志曾经说:“医院工作,不但要靠医生,也要靠护士。护士工作跟不上,医生技术再高明,也发挥不了作用。……”

在延安中央医院,从医院领导到各科主任、专家都认为护理工作是整个医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护理工作和医疗工作良好地配合,才能使病人收到战胜疾病的效果。护士应该是病人最贴心、最知心的人,护理工作多一份辛苦,治疗就多得几分效果,特别是在当时药品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只有经过细心的护理,才能让疾病慢慢痊愈,身体慢慢恢复起来。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这些从大后方城市和南方地区的革命志士来到延安后很不适应。那时候患有胃肠疾病的人比较多,主要因为吃粗制小米,甚至吃黑豆这些不易消化的食物,肚子疼、腹泻、返酸、甚至呕吐,但是这些人住院也只能从饮食方面给予调剂,吃些容易消化的半流质,待胃肠功能慢慢恢复,顶多也只有颠茄片、酵母片和稀盐酸给予对症治疗。病人发烧,一般只能用温水或酒精擦浴这样的物理方法来降温。手术后的病人,只能由护士给予生活上的照顾,不要让伤口感染,等它慢慢愈合。小儿肺炎在延安是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除了用甘草合剂止咳,就是用一种中药做成膏剂,涂在布上外敷。治疗效果肯定不尽人意,主要就是护理患儿慢慢增加抵抗力战胜疾病。

护理工作体现了医护人员极大的爱心。护士发药一定要带着一壶温开水,把药发到病人手里,倒上开水,看着病人把药吃下去。注射、输血输液、导尿、术前皮肤准备、协助医生做特殊治疗时,消毒十分严格,尽一切可能减少病人的痛苦。生活料理也是一丝不苟,晨间护理是必须做的常规工作,随时做到扫床整铺,倒洗大小便器,送水、送饭,给卧床的重病人用绷带棉花做垫圈,放置头部和臀部,防止发生褥疮。对大小便失禁的病人,用草木灰做成垫子,供病人使用。对下肢瘫痪或外伤病人,用树技制成护脚架,不让病人下肢受压。大家还记得有一位半身不遂的何妈妈住院数年,护士每天为她按摩臀部、髋关节,每天按时翻身、拍背,从来没有生过褥疮。

陈慧当时在杨家岭门诊部工作,负责给刘伯承司令员冲洗眼睛。她回忆说:“刘司令员的一只眼睛因战伤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经常发炎,为了保住这只眼,每天上、下午都要用硼砂溶液冲洗眼睛。我每次都带上一个玻璃的洗眼壶,一边有一个把手,一边是一个细细的壶嘴,把眼皮翻开,慢慢冲洗,用一个弯盘放在面颊的颧骨下面接住洗眼水。我每天按时去做治疗,每次都做得特别认真,过了一段时间,司令员的眼睛明显好转,我心里也特别高兴。后来还给陈琮英也冲洗过眼睛。徐特立患慢性中耳炎,主要的治疗就是冲洗耳朵。”

由于陈慧工作认真负责,还当选了模范护士。在实际工作中,护士也看到护理工作在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更加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

妇产科的病人与别科病人不同,护理工作也有很多不同。要临产的产妇就得及时送往接产室,生完孩子再回到病房。那时候,产妇生了孩子,5天不下床,而且没有家属陪伴,一切生活护理全部由护士来照料,最繁重的护理任务是送便盆,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无论大便还是小便,都由护士把便盆送到床前,尤其夜间,要护士一手提着马灯,一手端着便盆,送到每个病人床边。当时在延安没有洗澡的设施和条件,女同志的个人卫生无法保证,为了防止产妇产后感染又没有消炎药,妇产科一直坚持给每一个产妇大小便后做冲洗会阴,而且执行医嘱后必须登记在病案上。小护士三人一组,一个拿便盆,一个抱着一个陶瓷的温水壶,一个提着木制的便桶,产妇大、小便后就给做会阴冲洗,再把粪便倒在粪桶里。每天巡回往返,成为最繁重的一项工作,但是保证了产妇感染率明显下降。据延安中央医院保存的资料记载,本院产后感染菌数只有1.2%,而北平协和医院是4.8%。

傅连暲同志在延安中央医院4周年时的总结报告中说:“妇产科在1940—1941年间收治565个产妇中,死亡2人,死亡率0.36%,而在1942—1943两年中出院893个产妇中,没有一个死亡的。我们晓得中国一般产妇死亡率是每千人死亡15人,在过去北平协和医院住院产妇死亡率,据1937年的统计,也在3%以上。但在我们经济及技术比较落后的边区,虽经种种封锁,两年中,近一千个产妇中却没有一个死亡,这是我们边区政府对孕产妇的各种保健设施的成绩。”

三、很多婴幼儿患有营养不良

儿科是救治生病孩子的科室,设有自己的药房,给1岁到14岁不同年龄的的儿童配药,配成不同浓度的稀释剂,保证患儿服药剂量的准确性。

在延安,很多婴幼儿患有营养不良,中央医院改建了单独的儿科病房,创建营养厨房。由小儿科护士长张宗惠领导,配备护士1-2人,负责配膳、指导炊事员操作。炊事员1人,负责小儿科病人的饭菜及半成品的制作。事务员1人,负责采购食品及其他杂务工作。患儿吃的饼干、肉松、菜水、菜泥都由小儿科厨房自己制作。小儿科其他科室一样,基本没有家长陪护。

针对儿童腹泻、贫血、缺钙等营养不良性疾病,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设计了10余种营养处方,从婴幼儿的混合奶到菜汁、菜泥、枣泥、肝泥、肉汤、骨头汤等,用营养膳食配合药物,挽救了不少重症患儿的生命。吃饭的处方被中外专家誉为“全延安第一”。

曾经在小儿科工作过的陈仲武保存的笔记本中记录了各种蔬菜汁、菜泥的制作方法,非常详细、具体。

例如制作菜泥:用菠菜、白菜、萝卜等,洗净切碎,加盐少许,加水1:1,水开下菜,煮10-15分钟,稍凉开锅,用消毒滤器挤压过滤,储存使用。制作洋芋泥可以不切,煮熟去皮压碎。制作茄子泥、南瓜泥,将洗净的茄子南瓜蒸20分钟后去皮挤压过滤。

制作生白萝卡汁:按无菌操作方法将萝卡洗净去皮后擦成丝,挤压取汁。所用器具必须注意消毒。

制作西红柿汁:将果实洗净,用千分之一的过锰酸钾或漂白粉浸泡15分钟,再用冷开水洗净,加压、过滤取汁。

为达到灭菌目的,并尽可能保护维生素不受破坏,煮菜泥、菜水时须盖严锅盖,煮沸10-15分钟后,起锅稍冷,再揭锅盖,以免高温食物与空气接触后氧化,破坏维生素,烹煮时加水要适量,不许倒弃煮菜水,保证营养完全。

另外,小儿科还有乳类、肉汤、肝泥的制作方法:

乳类:1.全奶:煮奶时每斤加水50-100毫升,使煮熟的奶达到原奶全量。

2.去脂奶:煮好冷却后,去其奶皮,按医生吩咐去一次或多次,用于脂肪消化不良的患儿。

3.酸奶:奶煮好晾冷后加适量乳酸或枸橼酸、醋酸的水溶液,用滴管边加边搅,直到配成含酸0.8%的酸奶。用于胃酸缺乏、消化不良患儿。

肉汤:以牛、羊、猪、鸡肉为原料,洗净,加约3倍水,煮沸弃汤,将肉捞出切块,加3-4倍水,炖至与原肉等量的汤汁,捞弃肉渣纤维、去掉浮油、过滤、得浓肉汁、储存供配膳用。可纯食或制作面糊、米糊、挂面、米粥。

肝泥:用猪、羊肝,洗净,加2倍水,煮15分钟,切碎挤压过滤,当日食完。

肝汤:将洗净的猪、牛、羊肝切成薄片,加等量水,煮15分钟,过滤取汁。

骨髓汤、骨髓油:骨头洗净、砸碎,加水2-3倍,炖至与骨头等量的水,弃骨、过滤、冷却,上取油,下取汤。

枣泥:红枣洗净,加4倍水、煮20分钟,去皮过滤即成。

至于每个病孩子每餐吃什么,吃多少,都按医生的处方来调配。

处方1:

×××,慢性习惯性消化不良  2岁4个月  住院号5357

早6时  瘦肉汤面糊   300-500毫升

9时 去脂牛奶100毫升,稠米汤100毫升,糖20克

12时   烂瘦肉汤挂面 300-500毫升,肉汤煮青菜水100毫升

15时   煮绿豆粉200毫升,糖20克,或蒸洋芋1-2个,枣泥1-4匙,西红柿汁100毫升

18时   肉汤煮菜叶(吃时去叶)  200毫升,蒸馍1-2片,软蛋或软蛋糕1个,菜泥或胡萝卜泥1-4匙

注:消化不良患儿,可逐渐加各种食物,但要随时注意大便情况,酌量增加。

从这个保存下来的吃饭的处方可以看到医生的精明和护士的辛劳。

四、传染病治疗——要救活他们,就全靠护理了

从1941年2月开始,各单位陆续送来一些高烧不退、病势危殆的病人,据《新华日报》记载还有死亡病人,经检查,大部分都是伤寒病人。当时全院的床位总数仅有100多张,传染病的爆发,到9月份病人猛增到57人,小儿科收治的伤寒病患儿还不在此数内。这给医院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内科也不得不收容传染病人,甚至办公室也收了病人,医护人员也病倒不少。兼内科主任的何穆院长,为了集中精力进行医疗工作,遂在《解放日报》登出启事,宣布:本院何院长近因医疗工作繁多,一切院长事务,暂由石副院长代理。

为了便于消毒隔离,创办了传染科。传染科从山上搬到山下大门口东面的平房窑洞区任命公共卫生专家李志中为科主任,内科杨先彬临危授命为传染科护士长。

边区流行伤寒病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医院的条件也十分困难,不但没有治疗伤寒病的特效药,而且连最常用的氯化钙,葡萄糖和各种强心剂都没有,即使有也很少,一个20毫升注射器,还是和内科共用的。灌肠器也只有一个,被褥、隔离衣、便盆、便壶都无法周转,当时真是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传染科护士长杨先彬曾撰文回忆:“这样多的重病人,这样困难的条件,使我心急如焚!既然没有特效药,要救活他们,就全靠护理了!作为护士长,我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只好带领全科护士夜以继日地工作。”

传染科搬到山下大门口的小院里,医护工作制度化,每间窑洞的病房门口都另外挂着一件白大褂,摆着一个洗手盆,盆里是每天都更换的昇汞消毒液,出入病房必须洗手、穿隔离衣。带着沙漏给病人测体温、数脉搏。消毒药品很少,那时石灰起了很大作用,既能粉刷墙壁,又能消毒大小便器和厕所粪便。传染科病人用过的被褥都要消毒,在传染科病房后面的山坡上有两间窑洞,一间是灭虱房,一间是石灰房。石灰房地下有一个石灰坑,上面架着棍子,把被褥搭在上面,下面点火用石灰“烟”熏蒸被褥。

大家兢兢业业、密切观察每个病人的病情变化。给病人洗脸、洗脚、用盐水或硼酸水洗口腔,喂开水,用温水擦澡,用滑石粉擦臀部,定时给病人轻轻翻身,取便盆、便壶方便病人在床上大小便。至于按时给病人服药、打针、查体温、脉搏、呼吸、就更不用说了。对重病人,每小时查一次体温、脉搏和呼吸。

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护士肩负着非常繁重护理工作。饮食,这是护理伤寒病人至关紧要的事情,因为伤寒病人肠子已有多处溃疡,食物残渣最容易导致肠穿孔,从而危及病人生命。而高烧、腹泻更是消耗水分和营养,可是延安当时没有输液的条件,只能采取高营养的流质,用一日多餐的方法来补充需求。行政部门买来了猪、牛、羊肉、猪肝、鸡、鸡蛋、蔬菜和米面,在医生的指导下,由护士做成流质给病人喝,重病人还要一口一口地喂。病人到了恢复期,流质吃不饱,往往饿得发慌,但此时绝对不能吃硬的食物,否则极易造成肠穿孔。护士们要费很多的口舌,劝说来访的亲友,把送来的食品带回去,劝说病员不要乱吃东西。

罗琪商当时病情特别危重,护士长派刘萍负责他的特别护理,守候在他的身边,起死回生。已是高龄的严达仁得伤寒病,高烧40度,医护人员加强特别护理,日日夜夜不停地给病人喂水、喂米汤,由于精心护理,没有发生并发症。严达仁竟然意想不到痊愈出院了。

有些患者病势严重,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急需输血。延安时期,既无血库,也无血浆,遇到这种情况,只好临时找人献血。中央医院的工作人员便成了主要血源,大家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宝贵的鲜血。患伤寒初愈的病人,因为血液中已经产生抗体,有免疫功能,对治疗伤寒最为有效,不少同志便不顾自己身体仍很虚弱,把自己的鲜血慷慨地奉献出来。传染科有个年仅16岁的女护士塞坚,患了伤寒,头发都快脱光了,剃成光头,像个小尼姑,可是她几次用自己的鲜血救活了好几个危重的病人。听说这位坚强的女同志后来到敌占区工作,被俘后临危不屈,竟被国民党活埋了,真是痛心!

虽然当时药品器材缺乏,但治疗水平和治愈率都是很高的。据中央医院保存的资料,1941年治愈为97.4%,1942年为97.7%。延安当年能做到的护理水平,今天大部分的现代化医院反而做不到。

五、弘扬延安精神

那是一代特殊的人,是他们在延安这个特定的环境里,用自己的爱心创造了一套特殊的护理工作规程,他们把护士工作看成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把患病当成革命战友,当作自己的亲人一般,耐心细致地进行护理,使疾病慢慢痊愈,医护人员真正是以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来挽救病人的生命。

中央医院的往事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抗战时期,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时代变了,条件也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每年注册的新药占全球第一,数不清的各类药品让医生都眼花缭乱。病人就医,不开出大把的药就不算看病,不打针、不输液就不算治疗。一次性的注射、抽血、输液装置的确清洁方便,各个科室的护士一天忙忙碌碌的都是治疗,发不完的各种口服药,换不完的各类输液药品。各个级别的医院的护理工作已经全部交给一个叫“护工”的新工种,而他们并不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

在全面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世纪坛医院建院百年的光辉日子里,我们每一个医护人员都应该想到,经济发展了,时代进步了,但是一刻也不能忘记,医务工作是治病救人的事业,是拯救生命,时刻关怀病人,永远给病人带来快乐的崇高职业。扪心自问,每一个住院的病人是不是还需要护士的专业护理?是不是每一个病人都需要这么多的治疗?是不是还有比治疗更重要的关怀和教育?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还应该做什么?

我想,我们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曾经有那么一群坚持“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原则的医护人员,成为救治病人的典范。

(作者介绍:金星,女,1941年出生,退休前任职于我院干疗内科,职称:副主任医师)

(荐稿:离退办曾丽华)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