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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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忆峥嵘

——见证医院复兴之路(三)

作者:严庆汉 本页责编:王占荣,原驰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这是小学生作文中经常会用的成语,实在是颠簸不破的真理。我俩自1958年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国家统一分配来到北京铁道医学院已经半个多世纪,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已进入古稀之年。旁人看来也许基本上还像个样子——一个白发驮背的瘦老头,但自己照镜子一看,左太阳穴眼外眦布满“美丽”的鱼尾纹和一颗黑色微凸的老年疣,下面一颗与周围皮肤相平的棕色老年斑,脱去义齿成自己都不认得的憋嘴老太婆。

所谓“老来醒,醒时老”,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却回味无穷。正如距离现在较近的那段历史相对于“远古、中古史”而称为“近代史、当代史、现代史”一样,依本人所见,“北京铁路医院院史”也可以分为1958年前的“北京铁路医院”为“现代史”,1958年北京铁路医院成立至1966年为“当代史”,2004年从铁道部脱离出来,更名为世纪坛医院后为“现代史”。

1958年以前的那段“近代史”我没经历,不了解,不掌握。“当代史”却亲见、亲为。更名为世纪坛医院后只有“耳闻”,“目睹”也十分有限了。

铁路医院的当代史还得从在世界历史中难得一见的1958年说起。伟大领袖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十九个字的总路线。开始时,全国人民真的有些相信钢铁产量从年产535万吨翻一翻达到1070万吨是可能的,这样“超英赶美”不就实现了吗。说来也真是“奇怪”,铁道部居然一下子成立了四家铁道医学院(上海、大连、南京、北京),医学院可是专业性很强的大学,成立一家新的就很了不起,现在居然“四家像摸像样地从地平线冒了出来。

贵在“党的统一领导,全体动员”。从北京医学院调来了一名副教授(生化-李玉瑞)、五名老讲师(药理-陈鼎贞,微生物-陆秀芳,组织胚胎-申维明,解剖-马鸿昭,生理-张继耀)和二十九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作为骨干,再加上从北京铁路医院的大夫中抽调的精兵强将(外科-李义清、李明权,妇产科-程起舞),北京铁道医学院就这样开张了。那个年代注重实际,不搞形式,北京铁道医学院成立时既没有什么典礼,也没有什么横幅花篮,更没有别着红绸带的来宾。有的就是由院长书记领头的全体教职员工和新入学的58级学生“白手起家,奋力拼搏”,学习人体解剖必不可少的骨格标本就是师生自己到北京北郊坟地去挖出来的。

为什么在北京铁路医院的院史中必须要写上那段北铁医的历史呢?那是“鸡生蛋和蛋变鸡“的关系。北铁医就是由铁路医院那个鸡生出来的,但生下以后,铁路医院却又成了北铁医的附属医院。

 
 

1958年,铁路医院刚刚从城里(佟林阁路)搬迁到现在的院址。这座大院的占地是很可观的,尤其比起北京市当时的那些医院,协和也好,北医也好(当时院部在西什库),人民医院、同仁医院等更不在话下。那个年代北京的主干道——“长安街”就是东单到西单那么一段。从西单到复兴门,道路很窄。出复兴门,直到公主坟,一路上的大建筑寥寥无几。我印象中较深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汽车局(现首都博物馆原址)和北京铁路局的两层“大楼”。那些大楼清一色,都是灰砖砖墙,朴素大方,简洁明快。从北京局再以西就是大片空地和农田了。那时的铁道部还在王府井南口的霞公府(军博是1959年建成的,京西宾馆是六十年代建的,央视更是七十年代才建的)。我们铁医的“邻居”——北峰窝、羊坊店是大片标准的成排的铁路工房(就是职工住宅),其他就是一大片空地。医院的主建筑除前面中央有个五层的突起以外,都是四层,呈工字形。竖的一道中间向西突出一条三层楼房,一层为理疗科,二层为放射科,三层为传染病房。整幢建筑采光明亮,走廊宽阔。除此以外,就只有西边的汽车库、洗衣房和单身宿舍了。试想如果铁八小还不存在,那块地还属于花园的一部分的话,那后花园是相当可观的。病房大楼前临马路的花园中还有两座可以登高的双层假山。六十年代还在那个位置挖过游泳池,招来住院病人意见纷纷。现在的“门诊/干部病房”原址是一块可以踢球的空地。器材科和药剂科大楼则是“苹果园”。58-59年大跃进全民炼钢时,还在那里建起过四座一人多高、昼夜不灭的小高炉。大夫、护士、后勤都轮流排班,日夜上阵,劲头十足,当然“炼”出来的都是带渣的“废铁”。

不管怎么说,铁路医院在那时是排行在北京十大医院之内的响当当的大医院。

北铁医的主要部分——基础教研组就在医院主楼北侧的四层。从西往东,解剖、寄生物、生化、化学、生物、组胚、微生物、药理、生理等教研组依次分布。四楼的正中部分是图书馆。北侧有一间大阅览室和书库。南侧为办公室/参考书阅览室。58级一/二班的教室就紧临在图书馆大阅览室的西侧,三/四班的教室则在四楼最西端南侧。我所工作的病理教研组则在南边病房楼,与检验科合占一层东段。

我们北医的新毕业生大约在58年九月来院报到的,那时新生(58级)入学报到没有在城外“新”址,而是在西单东铁匠胡同北京铁路医院的门厅里。新生报到——呈上录取通知书,发学生证,转户口和粮食关系等诸多环节利用多张桌子一字摆开,井然有序,一条龙服务。我被分配在发放学生图书馆借书证那张桌子,给学生们发放借书证。58级的每一个新同学都一一从我桌前经过。他们陌生而又好奇,目光里还带着三分稚气,我至今还历历在目。当然,我这个刚刚上班的“新职工”心里的激动也是不言而喻的。

开学后,我们这些基础课老师除了有生物、化学、物理、外语和体育等上课任务外,没有课时,一部分留在筹备教研组,另一部分就去医院临床当大夫或外出到其他院校进修。我这个未来的病理学老师被分到内科一区当住院医。内一区在病房楼二层东段,它是以心\肾为主的病区。那时的内科主任是李荣仪,他是从东北调来的一位开业医生,待人和气的一位长者。内一区区长是主治医生王天又,两位住院医生是冯尧齐和杨奇仙,我和钟大纯两人任见习住院医。

 
 

我对心脏病本来就情有独钟。追溯起来,北医五年级在上海仁济医院的实习阶段给了我深深的影响。仁济医院建于解放前的英租界,地处黄浦区最繁华的山东路和福州路口,按照现在的标准看,工作条件极差,五层楼,每层东西两个病区,都是三十多张病床的大病房。

那里的内科主任是王铭新,副主任是江肇基,一批主治医生俞国瑞、徐家裕、徐济民、郑道声等一个赛过一个,一个比一个用功。仁济的工作效率是出众的。就从它的大楼的设计来看吧!

营养科设在顶层六楼,病人的膳食备好后,通过一架专用小电梯送到各层的配膳室,餐不出楼,当然保质、保暖。位处顶层,噪音和菜味也都不会传进病房。五层是实习医生\住院医生宿舍、图书室和教研组,职工食堂也在这层。我们每天就在病房、宿舍、食堂和图书室之间穿梭,足不出户,可以专心致志。

在内科当见习住院医的几个月,我如鱼得水,把在仁济学到的那一套都使出来了,极大地充实了自己的临床知识,为后来的病理学专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至1966年,北铁医突然宣布解散的八年间,北京铁路医院的工作从临床“单打一逐渐走上“医、教、研三结合的轨道。用一句话来表述——“突飞猛进”毫不过分。585960连续三年招来了约四百余名大学生,年轻人给原来都是成人职工的医院增加了不少活力!病房里各个角落都有来见习、实习的医学生,有了“下辈”,“上辈”自然也就更加努力,更加“规矩”了。

病房实行了严格的科主任、区长查房制。人总是爱面子的,每天上级医生带着一班年轻、好学、又好问的实习生在病人面前查房,上级医生还能再吃老本混日子吗?还能再不看书、不充电吗?

还有一件和我们病理科密切相关的变化是“尸体解剖”开展起来了。尸解本来就是提高医疗质量的一项有效措施。生前诊断和尸解病理诊断的符合率从来就是检验医疗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有些国家明文规定,患者死亡以后不作尸体解剖就不能火化,如:前苏联。我们北京铁路医院在1958年以前没有病理科,当然也就不开展尸体解剖(外检标本是送到北医,委托北医进行的)。如今成立了医学院,具备了从事尸体解剖的条件,又有医学教育的要求,尸体解剖就这样开展起来了。

那时,每每患者亡故后,临床大夫立刻与病理科联系,安排尸体解剖。医院领导也积极支持这项工作,个别经济贫穷的铁路职工,不能负担家属的医疗费用者,院方为了争得家属同意,给予豁免。当时,各级大夫亲临现场观看尸体解剖,并与病理医生交流,重点检查和研究临床上不解、未解之迷。小儿科患者死亡后的尸解率为全院之首。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儿尸不再下葬,尤其外地来京就医的家属,也没有能力将尸儿带回原地。另一方面,小儿科的医护人员业务上积极性最高,总想从解剖中进一步认识自己诊疗中的“对”和“错”,从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因此,往往在尸体解剖时,暂停查房等一切活动,全科上下倾巢而出,到现场观看、讨论。

 
 

五十年代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难以忘怀——“自然灾害”过后,全国形势出现了可喜的转机。在“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指引下,业务活动逐渐受到重视。北京市医学会组织了每月一次的临床病理讨论会,那是全市范围临床医生业务学习的一次盛会。我们铁路医院拥有充实的尸体解剖病例(某年尸解数达九十二例,排列于301医院、北医、北京医院之后),自然在全市的医院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提供的病案资料全、难度大、准备充分、分析透彻、学术水平较高。记得有一次,我们提供一例“肝脓肿”,王天又负责临床讨论,本人报告病理尸体解剖结果和分析,东四市医学会大礼堂内座无虚席,鸦雀无声,深获同行好评。

科研,又是一条新的战线。58年以前,北京铁路医院几乎一片空白。医学院成立后,明确了科研是教研组的三大任务之一。各教研组雄心勃勃拉开战场。我们病理教研组在李义清主任的领导下大搞起来。在四楼建立了一间研究室、一间动物饲养室,养了几十缸小白鼠,从医科院要来了Ehrich腹水癌接种传代,开展起实验肿瘤、组织化学等课题。我们全教研组总共才八、九个人,制定了如此庞大的科研计划现在看来是不切实际、盲目幼稚的。大家的积极性应给予肯定的同时,还要认真总结大跃进所遗留下来的“浮夸、冒进”的深刻教训。上海铁道医学院的雷学喜教授来京交流时说,我们的计划就是一个医学院也难完成。但是,和当今社会所不同的一点是,人们思想上没有“金钱挂帅,学术上也没有弄虚作假。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评奖”、争取“经费”的概念。

1963年,北铁医的第一班(58级)毕业了,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学术论文报告会,各科室宣读了自己的科研成果。虽然学术价值未必很了不起,但这是在铁路医院历史中跨出的第一步,并且“含金量”很高。那个年代“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腐败”是非常陌生的字眼。我们病理教研组(病理科)共发表了多少文章我已经不记得了。我本人则宣读了“甲状腺鳞状上皮癌和“婴幼儿原发性肝癌两文。

北铁医包括附属医院各方面的工作正在蒸蒸日上的时候,19662月突然宣布解散北铁医。究竟什么原因,对我们群众来说至今仍是个“迷”。基础部的教工除了十余名教师调到上海铁道医学院外,绝大多数都分配到全国各地去了。我们病理解剖教研组本来身兼二职(医学院的基础课教学和医院的临床病理诊断),这样我们就改两块招牌为一块招牌——“病理科”,没有了教学工作,单一地为医院临床服务。

 
 

经过约两个月的人事变动和器材、资料与上海铁路医学院“分家”,19665月,医院病理科正式挂牌,接受临床标本。人员总共才五个人,两个大夫,三个技术员,真可以算得上一个“袖珍(迷你)科室”。然而,服务的方向明确,轻车熟路,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文革中也没有受到什么干扰。

总结病理科的工作,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目标明确,方向坚定,一切为临床服务,从病人出发。如何正确、及时、快速地给各科提供高质量的病理诊断是我们的最高目标。

具体地说,首先就是落实“岗位责任制”,这看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如何落到实处也颇有“学问”。我准备了一个特大的玻璃镜框,从接收标本到发报告,再延伸到报告发出以后科里的归档、资料保存、抽调查询全部环节都写下来,然后在镜框的玻璃上写上负责各环节的人员姓名。工作环节是不变的,人员如有变动,玻璃面板上的姓名可以擦去重写。这个大镜框挂在墙上,人人看得见,都得照办,也可以互相监督,追查责任。这个大镜框我记得好些北京的同道,包括301医院等的病理科,都来学习交流过。

要为临床服务好还要追求病理诊断的高质量。我们和放射科每周组织一次联合讨论。每个周末我们端着一周来的手术切除,用福儿马林固定好的标本(胃、肠、肺、骨、子宫等)到放射科去,一起对照术前的X线影像进行深入回顾和讨论。这个形式后来扩展到外科、肿瘤科,形成规模更大的术前、术后联合讨论学术会。毋庸置疑,首先是病人直接得益,对医护人员自己也是莫大的实际经验的提高和积累。好多参加过这种会议的本院人员,包括进修大夫都印象深刻。我至今保存着这些讨论会的会议记录。

要保证诊断质量,不断提高诊断水平,必须从工作各环节的标准化、规范化抓起。我们把标本取材制定了人人都必须遵循的规范(有文有图)。譬如大部切除的胃,一定要取几个部位,切几块组织取作切片,都有明确规定。拍摄的幻灯片如何收藏保存也有一定的次序,“大体在前,镜下在后”,“HE染色在前,特殊染色在后”等等。

淋巴结的病理从来都是一个难点,别看它小小一个结节,里边的细胞多达几十种,大大小小,看来大同小异,但是诊断对错又“事关人命”。我从1975年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从此聚焦专攻“淋巴网状组织”。在前辈和同道的带领和支持下,75年组织了全国第一次淋巴病理学术会议。从此,国内淋巴病理形成了病理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专业。

我们病理科的工作已经写了不少,再多叙述,读者未必能有耐心看下去,更难免招来“自我吹虚之嫌疑”,就此搁笔。

我看每一例淋巴结的切片时,除深入询问病史,仔细体检,必要时拍下幻灯片外,都详细地追问了病人的姓名、地址、电话等基本资料,记录在案。等病人走后,我冷静下来写笔记,甚至绘制红蓝铅笔的草图。不但这些,还写下自己对这例的诊断依据、心得体会、那些值得推敲的问题和有关参考资料等等。形式不限,可长可短,但是每例一份,从不中断。天长日久,自1985年开始至1998年退休,十多年内居然积累了四千多份。人人都有一个“梦,我的梦就是有朝一日坐在十头显微镜前带上几个有志献身病理的年轻医生一起把自己的四千份笔记,随诊病人,追寻下落,是死是活,重新回顾复习一遍。看看自己诊断的病例对的对了多少,错的错在哪里,得到些什么经验,有些什么教训,还有哪些应该认识的“未知”,哪些是可以发掘的研究课题。自己总结的同时,也带出几个“杰出的“徒弟。这个梦今天有没有条件园,能不能园,什么时候能园,都是“X”。人生就是这样,别说我这样的“凡人,就是冠有很多头衔的大人物、领袖有几个园了自己的梦?

(供稿:闻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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